黄永年 | 培养文献学研究生的经验体会

黄永年

我从1979年开始为陕西师范大学培养硕士研究生，先是中国古代史专业（唐史方向）的，前后已培养了6届20名，从1982年起又培养了历史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5届22名，研究生班1届11名。除在学的古代史8名、历史文献学3名外，均已毕业并取得学位，研究生班除1名因休学1年毕业后未申请学位外，也均申请并取得学位。历次主持答辩的校外教授、专家对他们的质量均比较满意。毕业工作后有2名已晋升副教授，1名已破格晋升教授，如期晋升讲师及相应职称的更多，尚未作统计。目前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人员，除我这个所长以及2位本科毕业生和1位大专毕业生任资料员外，承担主要研究任务的3位讲师、5位助教全都是我培养的已取得硕士学位的毕业研究生。

下面，谈谈我培养研究生，主要是文献学研究生的经验体会，以期取得同志们的指导和帮助。

一、课程设置的考虑安排

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硕士研究生还得强调课程学习。因此课程设置得当与否，我认为是能否培养合格研究生的一个重要关键。

课程设置不能随便拼凑，凑够学分就了事，而应该根据培养要求和学生实际水平作整体的考虑。

从培养要求来说，除公共课外，和业务课程设置有关的主要是对“才”或“智”的要求。现在文献学这个专业用了两个名称，一曰“中国古典文献学”，一曰“历史文献学”，前者属于文学，后者属于历史学，我认为这在道理上既讲不通，在实践上又有困难甚至有害（对此我另写有专文论证，将在《古籍整理与研究》第4期上发表），我认为，不论冠以什么，文献学的研究生必须既懂古代的文，又懂古代的史（古代的哲自亦包涵在此文、史之中）、也就是要培养成文史兼通，并具有文献学尤其是古籍整理所需要的专门学问的人才，当然同时也应是能独立从事整理和研究工作的人才。

从新录取研究生的实际水平来说，与此要求显然有较大的距离。按规定，录取的研究生应是大学本科毕业生中的较优秀者（现在提倡在职人员报考，但水平仍不能降低）。但对口的大学本科古文献专业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四家，他们的古文献本科毕业生没有一个愿意来报考地处西北的陝西师范大学。我所招到的研究生多数是本校和外校的历史系本科毕业生（这“历史文献学”的“历史”两字易于使报考者误解为和历史系对口），也有一些是中文系本科毕业的，他们对文献学尤其是古籍的知识很少掌握。加之建国以来文史截然分家，学史的不读文，学文的不读史，而学文的所读古典文学仅限于若干选本，学史的所读古代史书仅限于“历史文选”课的若干选篇，均无通读文史古籍的习惯，先秦诸子等哲学方面的古籍更少接触，科研能力也就理所当然地缺乏，毕业论文多数不够理想。

从这四方面考虑，我对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作如下的安排。

(1)文献学尤其是古籍整理方面的基础课程，开设目录学”，使研究生对四部要籍有个全面的了解；“版本学”，使研究生初步学到古籍版本的知识及鉴别方法；“古籍整理概论”，包括校勘、标点、注释、今译几部分，可以使研究生对古籍整理有基本的了解并掌握相应的技能。

(2)其他辅助课程，已开设的有：“文字训诂学”，这门课程有的专家认为应列为基础课程，但如不以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为方向，则略知文字训诂以至音韵的大概，并能利用工具书即可，不必大力专攻；“碑刻学”，这对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均有用处，但大学本科不开，所以得补课；“唐史史料学”，这本为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研究生开设，文献学专业学了，对如何从古籍中找史料也有好处；“日本的中国学”，因为国外研究我国古文献还算日本有点成绩，可资参考借鉴。

(3)专书研究课程，这是为了补救本科生不看古籍原书的缺陷。文的方面已开有,韩昌黎文集研究”，使研究生真正懂一点古文并学做几句古文；“吴梅村诗集研究”，使研究生懂一点诗并学做几句诗，从而弄清楚押韵、平仄等;“太平广记研究”，使研究生懂得怎样研究古典小说并兼懂一些民俗学。史的方面已开有旧唐书研究”，使研究生学会读正史。以后还考虑开一二门先秦诸子以及经部书，使研究生学会对先秦古籍的阅读和利用。

专题研究课程，已开设有“文史专题研究”，即选择我已有研究成果的若干文史专题给研究生讲授，这不是要他们记下其中的某些结论，而是要他们从中学会如何独立从事科研、撰写学术论文的方法，因为他们也将撰写毕业学位论文，虽然文献学研究生也可以整理一种古籍作为论文，但所写的整理前言实际上也是一篇学术论文。

在以上的设置安排中，有些地方还得结合资料设备和导师的实际能力来考虑。如专书研究中，文的开哪些，史的开哪些，就只能凭导师有否研究来决定，无法强求一致，但文史以至哲都得开一点则是肯定的。又如辅助课程中开“碑刻学”而没有开“敦煌学”，则是因为前者有资料，导师也有研究，而后者导师虽有研究却缺乏资料。但决不能全凭导师能力和兴趣来设置课程而不考虑培养要求和研究生实际水平，也就是说大框框要从整体出发，个别具体课程则可机动灵活。

二、课堂讲授和自学指导

设置了课程，是以课堂讲授为主，还是仅指定些必读书，叫研究生自己看，有问题才解答。其他专业我外行，至少文献学这个专业还得以课堂讲授为主，而且主要课程最好多数由导师亲自来讲授。理由有两条：

一条是如前所说，新考上的硕士研究生底子不足，对多数课程缺乏自学的能力，如不讲授，光叫看书不得法门，引不起兴趣，学不下去。

再一条是研究生的导师有责任传授自己的研究心得，传授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如叫研究生光看人家的书，自己不讲课传授，要我这个导师干什么？当挂名导师岂非极大的失职！自己写了文章，写了书，还得亲自讲，因为自己的构思、方法不可能统统在书和文章里表达出来，在课堂上讲才能使人家领会。

裘锡圭

因此，前面所开设的各类课程，除“文字训诂学”和“日本的中国学”两门因为自己无研究而请北京大学的裘锡圭教授、严绍璗副教授分别承担外，所有的都由我亲自讲授，一般每学期要讲2门至3门，每周上课8至12小时，这比起建国前以至建国初每个教授必须同时讲三门课来说，负担并不算过重。

怎样讲课,也可以说两点：

（1）要有教材，要自己写教材。且不说所设置的课程几乎都没有现成的教材，即使有，也是人家的，学术观点、思路结构和自己不可能一样，写得坏的不用说了，即使有价值的，也只能叫研究生阅读参考，不能图省气力拿过来替代自己撰写。我对几门基础课程和辅助课程都按自己的思路结构和研究成果写了教材，除“目录学”教材交给两位新接我课的青年讲师补充后付印外，其余均先后打印分发，有的如《古籍整理概论》已正式出版，《古籍版本学》、《唐史史料学》也将修订出版。专题研究课，则所有专题均已撰写过论文，可作为讲义印发给研究生。只有专书研究课有些要逐篇讲解，不好写成书或文章，但至少要写出讲授提纲，决不随便讲一些应付差事。

(2)有了教材又不宜照念教材，要脱离开教材用口语讲。这样才能使人家听得进去，念教材非打瞌睡不可。讲时注意三点：①对别人某些正确的东西，尤其是特别精采的东西，要介绍要引用，并讲清楚这是哪位先生哪本书哪篇文章里的，鼓励研究生课外找来看，以期开阔眼界。②对错误的东西，包括某些权威名人欠妥的东西，也要对研究生讲清楚，这是为了让他们明辨是非，训练清晰的头脑，而不是为了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即使传出去暂时引起点误会也没有什么，日久人心自见。③写教材以后自己的新见解新东西，即使尚未写成文字的，也要讲，决不留一手，不怕别人拣了去写文章。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他要拣总说明我的东西还是正确的，有用的，通过他人之手来帮我传播正确的东西，有什么不好？至于拣，或曰“掠美”，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一笑置之，不值得计较。

研究生光听课当然还不够，决不能养成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的情况。应鼓励他们自学，即自己看书，并加以适当指导。这又可分两方面来讲：

(1)看点什么书？①基本课程要看所指定的必读书，如“目录学”指定要看《书目答问》和《四库提要》，后者当然一时看不完，先看一部分也好，能用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对照看更好。②专书研究课要看原书，看不完看一部分也可以，但要掌握看的方法，这在专书研究课上要着重指导。③鼓励杂览，当然是杂览古籍和文史方面的好文章好论著，劝说少看水平不高的时髦书。我认为杂览才能扩大知识面，当了三年研究生才知道一点点东西是最大的失败。因此，我还鼓励他们有空就去摸《四库全书》，这样可以较快地摸出学问来。

(2)怎样看书？有些研究生说看了记不住，我说谁叫你死记硬背。看时放松点，尤其杂览时可以和看小说一样，有个印象就可以，日后要用，自会从头脑里跑出来。再是在课题论文未定以前，不必抄卡片，一部古籍有多方面的资料，你都抄，不把你整死才怪。只有到了课题论文已确定之后，在搜集资料时才需要抄卡片，抄在本本上也可以。但读书笔记必须写，这是老前辈史念海教授提出来的好办法，我照此办理，即叫研究生把每天看书的心得体会写在笔记本上，多可写几页，少则一二行，过一些时候导师要检查，要批阅，这样记上一二年，心得多了，学位论文的题目也就容易出来了。

三、严格要求和平易近人

先说严格要求，可以讲三点：

(1)要加强管理。现在有些研究生自由得很，随便回家，随便外出，不请假，无故迟到，听课时思想不集中，混时间，不爱护公物，浪费水电，这统统不行，一概制止。犯者或在课堂上指名批评，或找来个别谈话，严重的要写检查，检查写得马虎的退回重写。否则，大家心一散，形同“散兵游勇”，前面所说的种种培养措施就会落空。

(2)业务上把好关。一是把考试关，除个别课程可用考査或交课题论文外，都得考试，考试不来所谓“开卷”，绝对不得交头接耳，因而杜绝了作弊的恶习，使考试真正起到复习巩固的作用。再是把学位论文关，题目一般得由研究生自己提出，经我同意，不同意就得重找，在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开始时必须把题目定好。这个学期终了时向我报告大纲和主要见解，不合适要返工。第三学年第一学期要全部写出来，写得好的稍加修改即可付印，不行的仍得返工，最后认可了才能付印。一般第三学年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即全部付印完毕，五六月份如期答辩。因为事先重重把关，不行决不让蒙混过关，所以最后一道答辩关也就比较顺利地通过。

(3)抓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做端正学术思想的工作。这几年改革开放，是大好事，否则没有出路,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一些思想上的混乱，这当然不必大惊小怪，但也不能听之任之，否则怎么叫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怎么叫培养“四有”人才，怎么叫“既教书又育人”。办法无非还是讲道理，在课堂上结合讲课讲，平时个别谈。总的是要他们认识既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听信“全盘西化”即“全盘资本主义化”，要他们认识到现时正是做学问的大好时机，要树立为学术、为四化事业献身的信念，不要因暂时的“体脑倒挂”而丧失信念。学术思想上，这几年海外的东西进来了不少，好的当然要吸取，不好的不合用的则不能盲目相信。前几年搞历史的颇有人提倡“三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正好美籍友人汪荣祖教授来西安看我，讲起欧美史学家并没有讲“三论”的，我就请他给研究生作报告，又请香港青年学者刘健明讲师作海外史学流派的报告，做点正本清源的工作。

在严格要求的同时，还要做到平易近人，不能使研究生对我望而生畏，敬而远之。

(1)不摆教授或所长的架子，不会摆，也不想学着摆，自己无非在学问上暂时比学生多一些，人格上可是平等的，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这样尽管要求严格，他们中多数人仍愿和我接近，到办公室或宿舍里找我谈学问，谈思想，说点心里话。我再忙也得放下手里的工作和他们交谈，不仅谈学问，也谈自己的思想，也对他们讲心里话，可以互相谈笑风生。所谓“代沟”不敢说绝对不存在，至少在这里不太严重。

(2)不摆架子，还得主动地帮助研究生解决点实际问题。我对每个研究生的家庭、经历、已婚未婚、有无对象、有无家累，都大体有所了解，有问题能解决的立即帮助解决。如有小孩牵累的可以特许晚上回家照料。有的大龄研究生要求结婚，立即亲自去人事处商量给予批准。有2名研究生先后得肝炎，1名研究生得猪囊虫病，后者要致命的，都及时中止他们听课，得肝炎的亲自送传染病院，得猪囊虫病的帮他办了手续转北京治疗，都得以转危为安，继续完成学业。这样就使他们感觉不到有什么官气、衙门气，而官气、衙门气正是大家深恶痛绝的东西。

据说有的研究生讲：“黄先生对我们比对自己的孩子还关心。”我想这不算什么，一则带研究生是我的本职工作，人总得有点责任心，党员总得讲点党性。再则只要学问有人继承发扬就很好，何必非传给自己的儿子不可，现在又不搞封建领主和门阀士族的世袭制。

文献学专业研究生至少目前还迫切需要招收培养，不能视此为长线而缩减。以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例，建所时部批编制35人，六年来仅发展到12人，还缺编23人，应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分批补足。而培养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所则是充实人员的主要且可靠的来源。为此，希望近几年较大幅度地增加我所招收研究生名额，可以明确定向留我所工作。

本文选自《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杨牧之 主编，凤凰出版社，2008）。